东汉末年,群雄并起,后人往往将视线集中在魏、蜀、吴的兴衰成败,却忽视了发生在三者之外同样重要的历史。
东汉帝国的东北边疆,曾出现过一个维持了五十多年的割据政权,因为由公孙氏家族世代掌握,并以汉辽东郡为中心,习惯上称为辽东公孙氏政权。
这个政权一边在中原群雄如曹操、孙权之间巧妙周旋,在中原动荡的年代偏安了半个多世纪;一边称霸辽东,东拒高句丽,北抚夫余,南服韩濊,空前强化了华夏文明在东北地区的影响。
政权兴衰史
辽东公孙氏割据政权在50多年里,前后经历了公孙度、公孙康、公孙恭和公孙渊三代四位统治者。
下面我想依据很有限的文献材料,尽力勾勒一下以公孙氏为中心的五十年历史。
《三国志·公孙度传》里出现的最早时间是汉献帝初平元年(公元190年),这一年公孙度“自立为辽东侯、平州牧,追封父延为建义侯。立汉二祖庙,承制,设坛墠于襄平城南,郊祀天地,藉田,治兵,乘鸾路,九旒,旄头羽骑。”
可是在割据自封之前,他还做了很多事,现在知道的有:一、笞杀襄平令公孙昭;二、以法诛灭郡中名豪大姓百余家;三、东伐高句骊;四、西击乌桓。
因为公孙度本来“起玄菟小吏,为辽东郡所轻”,这几件事才使公孙度真正树立起了威信。按照常理推测,这几件事加上自立为辽东侯,不太可能在一年之间完成。辽东郡见于记载的上一任太守是杨终,他在汉灵帝中平四年(公元187年)为张纯、张举的叛军所杀。所以公孙度就任辽东太守应该在中平四年或更晚。
另有一条旁证:名士管宁是东汉末年去辽东避难的,“宁在辽东,积三十七年乃归”。管宁返回中原的时间,据《三国志·管宁传》:“黄初四年,诏公卿举独行君子,司徒华歆荐宁。文帝即位,征宁,遂将家属浮海还郡,公孙恭送之南郊,加赠服物。”可见管宁应于黄初四年或五年(因为辽东与洛阳相隔悬远)离开辽东。
黄初四年为公元223年,三十七年前应是公元186年,即汉灵帝中平三年,若以黄初五年计算,即为中平四年,正是黄巾起义席卷诸州的年代,这也与名士们“以黄巾方盛,遂至辽东”相合。当时管宁是“闻公孙度令行於海外,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”,可见这时公孙度已经任辽东太守,所以公孙度任辽东太守的时间为中平四年(公元187年)。
了解了公孙度任职的时间,可以澄清一个习惯的误解,即认为公孙度是董卓任命的。
因为《三国志·公孙度传》里写道:“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,荐度为辽东太守。”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专权时任公孙度做辽东太守,《资治通鉴》便记为“卓以为辽东太守”。
董卓进入洛阳并独裁朝政是在中平六年(公元189年),这时公孙度早就“威行海表”了。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举董卓所任用的刺史、太守,都只提及韩馥、刘岱、孔伷、张邈、张咨五人,没有提到公孙度,也是一证。
这样,到了初平元年(190年),公孙度至少已经做了近四年辽东太守,在辟举制度下,足以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官僚机构。
当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,并与关东诸军对峙于洛阳时,他就看到“汉祚将绝,当与诸卿图王耳”,于是自立为辽东侯、平州牧。公孙度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(公元204年),一共在辽东经营了近20年,开创了后来割据的基业。
他被记录的事迹大部分在初平元年以前,以后的14年,几乎是一片空白。我们只能从许多侧面去了解他的功绩:
首先,公孙度将辽东、玄菟、乐浪、带方四郡联成一体,使汉族在东北地区的力量为之振作。
东汉末年,许多被称为“东夷”的少数民族轻则不修职贡,重则寇掠州县,这时又纷纷向公孙氏政权表示臣服。
其次,公孙度的一大成就是使东北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。
汉末幽州地图
公孙渊曾经指使辽东官署上书魏明帝,其中写道:“郡在籓表,密迩不羁,平昔三州,转输费调,以供赏赐,岁用累亿,虚耗中国。”这说明东汉的幽州因为与周围少数民族作战,长期靠邻近的三州提供给养,在财政上不能自给。
东汉中央的崩溃,边疆州郡已经无法从周边获得财物,这时“度初来临郡,承受荒残,开日月之光,建神武之略,聚乌合之民,扫地为业,威震燿于殊俗,德泽被于群生”。无疑公孙度成功解决了财政问题,这是决定一个割据政权能否生存的关键,在客观上也带来了东北地区的深度开发。
其三,公孙度治理下的辽东社会显然是安定的,既不需要参与中原的争夺,也不用担心来自东夷的寇抄,因此随着中原日渐鼎沸,辽东成为了北方尤其是环渤海地区人民避难的乐土。
能够在东汉末年人口不减反增,不可谓不是一大成就。人口的增长,也是公孙度能实现经济自给的重要原因。
第四,公孙度是尚贤的。
避居辽东的名士如邴原、管宁、王烈都得到了公孙度的礼待,虽然他们大多不愿就任官职,也没有久留辽东之心,除王烈外,中原安定后,都想尽办法回到中原。但可以想见一定有不少名士贤人接受了公孙度的征辟,成为辽东的官吏。
公孙度留下了一个势力范围东达日本海,北抵黑龙江流域,南包朝鲜半岛,西接辽东属国乌桓诸部的割据政权,于汉献帝建安九年(公元204年)去世,由其子公孙康嗣位。
公孙康在职17年,见于史籍的事迹更加寥寥。根据仅有的记录,可以看出公孙康在外交上改变了其父的强硬立场,转为向曹操示好,并对汉和后来的魏表示臣服。
汉献帝建安九年(公元204年),曹操上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,封永宁乡侯。公孙度曰:“我王辽东,何永宁也!”藏印绶于武库,拒不接受。到了公孙康嗣位,立即将永宁乡侯封给了其弟公孙恭,做出了妥协。
其后,建安十二年(公元207年),曹操征讨收留袁尚、袁熙的乌桓,破之,屠柳城。袁尚、袁熙、乌桓辽东属国单于速仆丸、辽西郡单于楼班、右北平郡单于乌延均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。公孙康“悉斩之,传送其首”,这是很明显的巴结曹操的做法。
奇怪的是,公孙康执行这样的政策,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政权的封赏,只在死后追赠了一个大司马。其中可能另有其它的原因,材料太少,不得而知了。
魏文帝黄初二年(公元221年),公孙康卒,“子晃、渊等皆小,众立恭为辽东太守”,“文帝践阼,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、假节,封平郭侯;”这既表示了曹魏对公孙康努力的肯定,也充分尊重了辽东的自治权。
平郭县属辽东郡,这一细节也委婉地显示了对公孙度那句“我王辽东,何永宁也”的让步。
书中记载公孙恭曾经“病阴消为阉人”,故“劣弱不能治国”,公孙恭的施政记录近乎空白,但至少在处理与曹魏的关系上,他做到了相安无事。
这时吴、蜀方盛,曹魏也不愿背后再出现一个敌人,公孙恭的劣弱无能正合胃口,这或许是公孙恭一上任就受到曹魏的封拜的原因之一。
公孙恭毕竟无能,等到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稍稍长大,便于魏明帝太和二年(公元228年)胁夺了公孙恭的位子。
这时魏朝内部已经有趁机颠覆辽东公孙氏政权的提议,不过魏明帝头脑清醒,知道时机尚不成熟。
这时的曹魏,西拒蜀汉诸葛亮于关中,南与东吴陆逊争于荆、巢,虽然不落下风,但这时再去远袭辽东,实非上策。于是魏明帝改拜公孙渊扬烈将军、辽东太守,虽然不如给公孙恭的隆重,也算是承认现状,示以安抚了。
公孙渊面临最危险的处境,他必须在魏、吴两个大国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位置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一处境是他自己造成的。“渊遣使南通孙权,往来赂遗。”从种种迹象看来,这次是孙吴主动向辽东发起外交的。“嘉禾元年(孙权年号,公元232年)……三月,(吴)遣将军周贺、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。”孙权为什么要派周贺、裴潜远道来到辽东,结交公孙渊呢?
曹魏听说公孙渊“数与吴通”,发出了一道“告辽东、玄菟将校吏民敕”,说道:“至使周贺浮舟百艘,沈滞津岸,贸迁有无。既不疑拒,赉以名马”;虞翻当时被孙权贬在交州,“心不忘国,常忧五溪宜讨,以辽东海绝,听人使来属,尚不足取,今去人财以求马,既非国利,又恐无获”,可见孙吴与辽东交往,是为了获得辽东所产的名马。
吴的建交要求显然为公孙渊所积极利用,他想借与东吴的结盟提高与曹魏交往的地位。这一点却超出了魏明帝的忍耐底线,他不顾蒋济“虎狼当路,不治狐狸”的进谏,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,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伐公孙渊,大军往皆无功。
公孙渊的反应,正好应了蒋济“伐之而不制,是驱使为贼”的预言。公孙渊更加积极地与吴来往,这年十月,公孙渊遣校尉宿舒、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,并献貂马。吴主大悦,次年三月,吴使太常张弥、执金吾许晏、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,金宝珍货,九锡备物,乘海授渊,拜渊为燕王,督幽州、青州牧辽东太守如故。
公孙渊不过是想借结吴提高自己与魏相处的地位,孙权如此隆重的封赐,势必要让他与魏决裂,毕竟吴绝远难恃,不比魏国势正盛,且近在比邻。
于是,公孙渊借机斩张弥、许晏等首,传送洛阳,收没吴使带来的军队和珍宝。他用这样极端羞辱孙吴的手段向魏讨好,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,封乐浪公,持节、领郡如故。
公孙渊朝秦暮楚的做法让自己对魏使的到来疑虑重重,加上一些不利的情报,他这样接待了魏使臣:“先以步骑围之,乃入受拜”。这下公孙渊的外交冒险彻底失败了,吴主差一点要亲征辽东,魏明帝也坚定了除掉公孙渊的决心,先后派毋丘俭、司马懿征讨辽东。
这时让魏国头痛的诸葛亮已经去世了,蜀汉江河日下,司马懿得以从关中前线抽开身来,提兵四万,一举结束了公孙氏在辽东半个多世纪的统治。这一年是魏明帝景初二年,公元238年。
后续
公孙氏政权覆灭之后,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继承了公孙氏的成就,从后来肃慎氏还远道到建康去给东晋进贡石砮,可见其一斑。
可是汉族政权毕竟南迁了数百年,再要对东北施加影响进行控制已是鞭长莫及了。东北再次成为一块远在天边土地。
到了隋唐,这里的靺鞨、室韦、契丹已经很成气候,以唐之强盛,也不过置都督府,羁縻而已。
决定中国历史的下半段的几支力量,契丹、女真、蒙古(源自室韦)、满洲,都由东北兴起。
这些一定与西晋到隋唐的几百年里华夏文明的缺席,更与这之前的两汉、尤其公孙氏时期的全力开发有着莫大的关系。
另外,公孙氏覆灭之后,毋丘俭率大军征伐高句骊,摧毁国都丸都城。高句骊由此迁都平壤,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历史命运。